2000年春节前昆明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顿时降到零下，房间里虽然有取暖器，在书桌前坐久了，仍然觉得脚冷。女儿鸽子说：“寒从脚起”。忙给我找出了一双手织的毛线袜，还告诉我，这是董秀英为我编织的。
穿上毛袜果然暖和多了。我记起来了，这是1989年初冬，我要去北京写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将在那寒冷的北方度过整个冬天，董秀英知道了后，特意为我赶织的。当时我身体还好，北京冬天室内的暖气也足，而没有穿，一搁就是十几年，如今却在她去世后派上了用场。见物思人，颇多感慨。
我认识董秀英是1980年。那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我作为云南代表团领队之一也参加了。
临行前，我才发现云南代表22个人，却没有一个女作家，更没有佤族代表。这当然是个严重缺陷。
9月间，作协云南分会召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由我和晓雪分别传达北京少数民族文学会议精神。
会议期间，我见参加的人员中，有个皮肤黑得发亮的女子，就主动过去问她：“你是佤族还是景颇族？”
她告诉我，她是佤族，名叫董秀英，在电台从事拉祜族语广播工作。
我说：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
她坦率地说：想写，不敢写。
我开导她，为什么不敢写呢？是因为缺乏写作经验吗？经验是从多读书多写作中积累的……
她高兴地点头。
我又鼓励她：你写吧！我帮你修改。
我这样督促她，是因为我1952年冬作为进军佤山的先头连队的成员，在那里驻扎了近三年，参与了那里的战斗和政权建立，对这个民族有着特殊的感情，30多年来一直为这个民族不能出现几个作家抒写自己民族的过往和今天而遗憾。
几天后，她给我送来了一篇散文《木鼓声声》。虽然第一次写作，文词、结构都较稚嫩，却写得朴实、清新、有感情。我很高兴，佤族这人数不少的民族，终于出现了第一篇文学作品，这可是“创世纪”的文学。我帮她修改后，推荐给《滇池》的正副主编洛汀、王伟。他们一向重视新人新作，何况这又是佤族的第一个文学新人，他们答应刊用于1981年第一期，还要我写一篇推荐文章一同发表。我于是写了《第一声木鼓》……
有了这开端，董秀英的写作信心陡增，于是又写了第二篇、第三篇要我帮助修改，并陆续在刊物上发表。
她虽然文学基础较差，但悟性大，向她介绍一些文学名著，讲些文学理论，都能很快接受，写作也日益进步，以后的中篇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等都是独立完成，不需要我帮助修改了。
她是出生于澜沧拉祜族地区，对佤族人聚居的西盟和沧源不熟悉，我劝她，既然要写好佤族，还是要多去那些地方走走。她都愿听从。作品的民族色彩也日益浓郁。
佤族是个有着35万人口，解放前长期处于原始部落残余，生活贫困落后的民族，自己既没有文字，也没有人能识汉字，如今却出现了董秀英这样的女作家，这也标志着这个民族经济、文化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她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青睐，被送进鲁迅文学院进修，很快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还被选为云南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但作为作家本身，只表明她对佤族比别人熟悉，有着亲近的血缘关系，写来更有感情，而要成为真正的优秀作家，特别是用汉文字写作，还得像汉族作家一样苦读中外文学经典，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和认识生活的观察力。对于汉文学功底差，又是人近中年才开始写作的董秀英，这当然很吃力，她自己在努力，更需要别人帮助，才不至于像许多曾经勇于冲浪，又由于后劲不足，而被浪头淹没的作家那样，只是一晃而过。但随着80年代文坛庸俗的吹捧之风漫延，她这颗“佤族文学之星”也被某些人纳入了他们换取稿费和“评论家”名声的囊中，把她一些写得不通顺的词句，也说成了她的“特异文学风格”……
我对此很担心，却也无可奈何。
大约是1993年，随着作家“下海”经商的浪潮，在云南一些刚写了几篇作品的彝族、景颇族作家先后弃笔的同时，也传来了董秀英开饭馆以推广“佤族食文化”的讯息。我颇惊愕，她在电台的工作已很紧张，再来开饭馆，还能写什么？纵使能挤时间写，又有多少时间读书、修改作品？
她没有来告诉我，我也不好去问，但我对此是很生气的。我在1952年冬到1955年夏，在佤族地区工作了几年，对这个解放前倍受压迫、生活贫困、生产落后的民族是了解的，他们一年有大半年是靠山茅野菜过日子，过去连炒菜都没有吃过，除了泡酒外，有什么自己独特的食文化？也就情不自禁地在与一些作家闲谈或文学界的集会上，表示了我的不满，坦率指出：“其实她的文学功底不深，作品也写得粗浅，还要认真读书写作，才能有所成就，但，去年她去开小饭馆了。她们民族几十万人，好不容易才出了她这样一个作家，她的责任多重呀！把本民族的兴衰成败、苦难与幸福好好写出来，不比她开饭馆强吗？一个作家失去了责任感，只看到钱就完了。”
1995年6月，一家刊物还把我这段话刊登了出来。我不知道她看到了没有？会不会生气？也没有问。文坛不乏如鲁迅所蔑视的“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的人，我想，自然会有人去告诉她。
有一天傍晚，我在昆明的新闻路上散步，恰遇她带着女儿迎面走来（我估计是从她那饭馆出来），本来我们行走的方向不同，她却热情地定要折回来陪同我走一段路。
我问她，还写不写作品？
她告诉我，前些日子出了本长篇小说《摄魂之地》，过几天会给你送过来。
我颇高兴，赞扬她终于能写长篇了，这很不容易。能把长篇的人物、故事、结构这一关渡过，以后再写中短篇就不那么吃力了……
这是她生前，我最后一次和她见面并谈文学。当时她是和从前一样认真地听着，点头。
走着走着，就快接近她那位于大观路口的“佤山饭庄”了，她又一次热情地邀约我进去坐坐，尝尝她们的菜肴，并举出了一大串云南作家有哪些人光临过……
我以年岁大，肠胃不好，晚间不敢多吃东西为辞，告别她匆匆往回走。
这天我的心情颇坏，我想，那些经常光临她饭庄的作家，面对满桌的鱼肉，杯盘狼籍时，也不可能与她谈文学，名为“文学界的朋友”聚会，实际是一群食客的打秋风，吃掉了董秀英应得的利润，也在啃嚼她的文学生命……
以后，可能是饭馆的事忙，她始终没有把长篇小说送来（她1996年因肝癌去世后，我才去买了一本回来）。一个从来不会写作的人，不到10年间能写出长篇，这很不容易。但这并不是一本优秀之作，结构、语言都尚需认真推敲，而且还受当时文学界的一些风气影响，失去了她原有的朴实，过于追求民俗的猎奇。
她是佤族人，本来是可以把这本反映佤族的小说写得更真实动人，如今怎会如此差强人意？后来才知道，她由于电台的工作忙又要照顾饭馆，接受了写这小说的邀约后，请了一段时间的假躲在外边“赶”出来的，长篇小说是结构繁浩的文学工程，不同于新闻报导，十年磨一剑，也不一定能写好，怎能“赶”？我颇叹息。
董秀英是壮年离世（她常说，她不清楚自己具体的出生年月，大约是1949年前后），这是她个人的不幸，也是佤族的不幸。如果她能如常人般健康地活到古稀之年，也还有25年的长时间可写作，如能心情平静，始终不渝地严肃对待文学，当可写出许多好作品；即使天不假年，她不在开饭馆上浪费那五六年时间，也可多留下一两部作品，可惜的是她难以避俗，没有珍惜那短暂的人生。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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